船一靠码头，李福林等盗匪便被押解上岸，交给广州警察，游街示众后将被立即正法。

议论着围观着追看着，大批民众渐渐离去，陈文强方才弃船登岸，在袁树勋的幕僚陪同下。率队入城。

笔挺的制服，威武的行队，闪亮的刀枪，两百武装警察都是精锐之士，精神十足，杀气四溢。陈文强骑在马上，在几名骑马警卫的保护下，昂然行入城门，在街道两旁百姓的惊愕震撼的目光注视中，走过大街。直至督署门前。

袁树勋再不愿意，也只能向陈文强低头，也要摆出姿态。率领官吏至督署门前迎接。

毕竟陈文强向他提前作了通报，乱党首领李福林被缉捕，部众溃逃，残存乱党正在抓紧追拿，潜入广东之乱党已无兴风作浪的可能。

换句话说，陈文强此番返回省城，那是带有出征将军凯旋而回的意味。率领着精兵强将，乘坐着巍然大舰，如此高调的行为。就是要使这种意味更加浓厚。

“总督大人出迎，下官如此敢当啊？”陈文强远远看到台阶上的袁树勋。便翻身下马，大步上前。拱手一躬，嘴上说得客气。

袁树勋看着陈文强身后整齐严整装备精良的队伍，暗自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到陈文强身上，脸上已经露出了和熙的笑容，上前伸手虚扶，“陈大人剿平乱党，还省城平安，劳苦功高啊，又有何不敢当呢？”

“这是下官份内之事，总督大人谬赞了。”陈文强直起了身子，伸手摆了摆，身后已有人送上一个大托盘，掀开蒙布，露出书信鹰球印章旗帜等物。

“大人请看，这便是下官剿灭乱党的缴获。”陈文强伸手指点着，给袁树勋介绍道：“鹰球印章，据李福林所方，为乱党头子孙文所颁赐，是为作乱时铃记所用；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样，听说乃是孙文所绘……”

“好，好啊！”不管对陈文强的有多少怨懑，袁树勋对陈文强的能力还是相当钦佩的，这些实打实的物证可是向朝廷邀功请赏的凭恃。

而且，名义上还是警察，但装备气势已经远超过巡防营的武装警察，令袁树勋感到了莫大的威压。也许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知道陈文强为何如此强硬。

略微寒喧之后，袁树勋和陈文强都是一脸轻松地走进了督署。装样子，这是在官场上混的基本功，即便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也不可能带出来。喜怒不形于色，城府甚深，那才是一个合格官员的要求。

在厅堂落座，没说几句，袁树勋便有些着急地提到了对西南饷粮的供应上。毕竟那边催得越来越紧，形势似乎也越来越严峻，吴禄贞的描述让袁树勋觉得士兵哗变是迫在眉睫。

“大人，如果盐政改革能够持续，官盐的销量能够上升的话，粮饷还是有所保证的。”陈文强率先说到了盐政的事情，就等着袁树勋最后表态。

纲法得以推行的前提是盐销区的划分与引额的分配。为保专商引岸的推行，清代牢牢确立了盐产区与盐销区的一一配套。按照规定，一旦盐销区划定，产区与销区之间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配运，按规定的路线转输，然后在规定的引地销售。否则，即以私论，“凡将有引官盐，不于拘该行盐地面发卖，转于别境犯界货卖者，杖一百。知而买食者，杖六十”。这就是清代产盐与销盐的基本态势。

从食盐的颁引征课到产运疏销，盐务衙门均有“分治其事”之权。还应指出，除盐务衙门外，地方行政官员也有疏销盐引核定盐价缉查私盐的责任。特别是在通商疏引方面，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卫所，责任更为重大，所谓“征课为盐官之专责，而疏引缉私，则地方有司亦与有责焉”。

为与纲法体制相配合，盐商组织对盐务管理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盐区的盐商组织称谓不一，两淮称为“盐商公所”，山东称为“商司”，河东称为“商厅”。各盐商组织的主事之人，两淮两广称为“总商”，两浙称为“甲商”，山东称为“纲头”“纲首”，河东称为“纲总”“值年”，一般由财力雄厚的大盐商充当。尽管称谓不一，其职能却大致类似。

而清代的盐商报效大致可分为军需报效助赈报效助工报效和备公报效几种。经过承平时期的长年积累，盐商资本迅速膨胀，得以更大规模地投入到报效中来。

在得到大量报效的情况下，清廷亦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盐商得到更多的实惠，如加斤加价豁免缓征等。但在大量报效浮费加大私盐冲击盐商夹带及官吏贪污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盐区的运盐成本仍然稳步增加，导致即便在盛世时期，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官盐滞销盐引积压的局面。

而由于受滞销浮费走私等因素影响，导致政府商人民众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政府盐课无着，商人纷纷倒闭，民众违法食私，获益者却为盐枭与不法胥吏。又因私枭作为一种有武装跨数省的贩私集团，往往与绿林或会党相结合，更成为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

正因为如此，陈文强才要排除阻力，改革盐政。而很多官员也深悉其中积弊，包括前两广总督张人骏，把盐务交给陈文强，也是希望他能一改盐务败坏之局，为地方增加收入，为西南提供粮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