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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合作，签署协议，付诸实施……半个月的时间，陈文强都是在忙碌中渡过。与西门子，与克虏伯，与伏尔铿，与德国教育部……从合资实业，到德华理工大学，全方位的合作即便没有政府的名义，却也是德国科技资本进入中国的最大规模，是历史性突破。
德国政府虽然大喜过望，威廉国王甚至称之为“德国资本在和平的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国内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出于陈文强的意思，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英法等国对粤汉铁路的干涉。
但这并不影响德国政府对陈文强期望值的大幅提升，再结合中国正风起云涌的立宪风潮，似乎也显现出了陈文强从经济到政治越来越重的分量。
而陈文强似乎也正在显示出自己的野心，交结封疆大吏，引领立宪派运动，扩大商团武装，建立铁路巡警，甚至聘请了克虏伯的技师，有在崖州造枪造炮的打算。
满清中央权威在削弱，这是眼见的事实，在庚子事变时，东南互保已经显出了地方势力强大，有离心倾向。所以，即便陈文强不能在朝廷中枢具有话语权，但在某些地方，主要是南方省份的实力，也将为德国增强在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很多的便利条件。
以西门子为例，如果没有陈文强的大力引进和推广，就不可能在众多的中国大城市开展业务，在中国的电气市场拥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支持陈文强，扶植在中国的代言人，这几乎成了德国政府的共识。当然，这也和陈文强的名望能力思想倾向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无能的“阿斗”是不会被人关注，不会有人扶持的。
而对于陈文强，他确实比别人更有清醒的认识。与德国工商企业的全面合作，固然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但能够被人利用，说明你多少还是有点价值的。人生于世。怕就怕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求人利用都不可得。
就象现在被利用的上海滩的底层人物，他们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各个阶层的华人实行无限期总罢工，后果则是公共租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菜没处买，车无人拉……势大傲慢的英国人蓦然发现，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那些被他们鄙夷喝斥的又脏又穷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强硬正在招致公共租界内美德俄法日荷等国驻沪领事馆及侨民的不满和批评。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因为时间的持续而有所缓和，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怨恨不满正在脱离肇事之端的“公审案”，鸦x片赔款割地……涉及到的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正在诉诸报端，激起的似乎将是不亚于抵美运动的风潮。
显然，这场风潮的掀起和扩大有着幕后力量的支持，如同抵美运动一样，没有金钱的襄助。中国人将无法承受抵制的成本。上海商会肯定是资金的提供者之一，还有没有别的势力掺和其中，借机获利呢？
随着陈文强主导的与德国工商企业，包括德华银行的一系列合作，英国人严重怀疑这场运动背后有德国人的影子。而就在他们还不能确定，且没有做好再进一步退让的准备时，陈文强却已经准备停当，赶到长沙，宣布奉总督张之洞之命，接任湖南省粤汉铁路总办。即刻召开董事局会议，商议公司诸项事宜。
与此同时，媒体舆论也紧紧跟上，开始为陈文强造势。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之前对各铁路公司的批评指责只是铺垫，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陈文强方便接手。
股东大会尚未召开，陈文强已经接连出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立刻废除民怨矢集的“租股”“房股”，已收的租股房股由公司偿还给百姓；其次是在报纸上公布了新章程：将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换为新股票，仍照原定利息按时给付；路成之后，一律分给红利；其有不愿领换股票者，即将原股如数给退。
大清国的铁路虽然号称商办，但因为民间资本薄弱，比如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还是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
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
显然，陈文强是有备而来，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轻易屈服，一场争斗在所难免，鹿死谁手，谁又能提前知晓？
…………
“陈文强，之前只闻其名，洋务似乎娴熟，其他倒不了解。此番前来，看似准备充分啊！”原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王先谦纠集了亲信党羽，紧急商议对策。
王先谦，对外号称著名的儒学大师，任总办之前担任着江苏学政的职务。但他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所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早已不是依赖他曾经当过江苏学政挣来的那个官级，而是利用铁路公司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第二政府。
以爱国为号召，王先谦先是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又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又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至今。修路“只动三锄”。而筹集的路款，却被他们纳入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现在，陈文强悍然接手。可谓是砸了这些人的饭碗，使他们不能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此人有总督大人支持，又挟巨资而来，显是不易对付。”余肇康指着报纸上的文字说道：“看看，本以为能从其借外债修铁路寻到把柄，但这外债借得，商借商还，不涉路权，利息又低。令人无从攻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