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呐喊助威，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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