砷凡纳明的销路越来越广，因为专利权在手，又没有对外授让生产权，而作为特效药，垄断使价格可以定得很高。在国内，新药发给各地经销商，价格最高限制在五倍，每包约十元；对国外，新药则出厂便是五倍价格，飘洋过海后，听说在某些地方，新药最高被卖到了二十倍的价格。

酸碱厂也开始试生产，产品达到设计产量和品质，还要过些时间，但这已经不是很大的困难；煤焦厂的设备刚刚运到，正在安装调试；发电设备已到香港，很快便会运抵……

新药的暴利使收支达到了平衡，并有赢余；帮派所收的陋规（保护费）虽然大幅降低，但随着地盘的扩大，收益也足以维持运转；旅沪华人工会旗下正在开办一个大车行，将主要以新式的脚踏三轮车为工具，在兴义堂越来越大的影响下，以及法租界陈安宝将来的上位，车行的生意是有保障的。而通过这个车行，旅沪华人工会将迎来一个大幅的扩张。

车窗外吹来的空气依然有些热，吹拂着彩凤蓬松的头发。她靠在坐椅上，肩抵着陈文强的肩，出神地望着窗外。

远处，一排二层的独门洋楼已经完工了一小半，楼前楼后有私人草坪，整个洋楼的对面有一个公共小花园。那是特意为前来进行技术指导的外国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将来要聘请的外国教授学者所准备的住宅区。而建立一所理工大学或院校，一直是陈文强所希望办成的事情。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大多都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且是很成功的。历史上，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似乎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于一九零九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陈文强并不了解这个历史细节，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他却是切身体会到理工人才的缺乏，开办实业的艰难。所以，他宁可吃点亏，也与埃利希所在的德国法兰克福实验研究所建立起合作，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与其他国家研究机构的的合作关系，以便聘请外国的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哪怕是教师也行。

但现在，陈文强思索的却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在想邹容给他的书信中提到的内容。将邹容送至日本后，除了在资金上支持所办的《二十世纪之中国》报纸外，陈文强还让邹容帮他物色人才，通报各种消息。人才呢，不仅是理工方面的，还有他所关注的琼州籍的留学生；或者是家中有官位显赫者，能帮助陈文强实施买官据地计划的。

陈文强的想法虽好，想让邹容成为他与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之间的一座桥梁，并时时掌握留学生的动态，并从中发现人才，充实自己的班底。但在留学生狂热的救国救民的氛围中，邹容可不是只办报纸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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