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放下了报纸，有数张还是从香港转送过来的。临床试验已经近月，效果是勿庸置疑的，但媒体上的宣传越来越出乎他的意料。德国为何这么大力宣扬，为何将其提高到了如此高度？

不对，这有问题。陈文强读过很多资料，特别是大力与德国商人企业开始合作后，他特别注意了德国政府的政治态度。就当时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是“黄祸论”的坚定支持者，并一改老首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正积极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

由此分析，德国表现出热情，这其中自然会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应该是涉及到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出于德国自身的考虑吧？

嗯，肯定是这样的原因。陈文强有了些想法，也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惊喜有些自作多情了。这不过是大国的政治游戏，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可另会错了意，自招讥笑。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经崛起，西方帝国主义者们对于庞大的中国龙是否将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带领下奋身而起是十分担心的。再从德国自身的利害关系来看，最为忧虑的便是受到法俄两国的东西夹攻。

而沙俄在1880年的《柏林条约》后向巴尔干半岛方向扩张受挫，便将扩张方向转向了远东，沙俄与日本两国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开始了激烈的争夺。德国巴不得沙俄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所以一再宣扬所谓的黄祸，希望把沙俄的力量拖在远东。

现在的沙俄和日本正处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也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而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

德国突然暗示与中国的合作的热情，其用意是什么呢？在陈文强看来，这是黄祸论的升级和调整，有把中国从黄祸论中摘除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黄祸论可能会专指日本而言。

显然，在日俄的矛盾已经十分激化的情况下，德国方面认为黄祸论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打击面太广的弊端也日渐显露。

在庚子事变前，德国已经逐步确立了其在华销售军火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克虏伯火炮，更是为清廷所青睐。为了巩固市场，德方在清廷内部积极建立人脉，并与清朝历任驻德公使关系融洽，以保持军火销售渠道的畅通。

而且，德国在清政府心目中确立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其军火销售。在占领胶州湾以前，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武力侵略中国，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取得了一些条约特权。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法国施行军事封锁，但德国仍然继续向清政府出售军火。甲午战后，德国还与俄法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就给清政府造成一种假象，以为德国是对大清王朝“最友善的西方国家”。当时很多华人也对德国抱有希望，这为其销售军火提供了便利。

但义和团事件后，德国所营造的便利条件几乎全部化为乌有，军火贸易一落千丈。而英日同盟使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受到压制；黄祸论的宣扬，使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落千丈；还有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提交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言明：“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这使德国政府开始考虑是否能扶持满清来对抗英日两家。

同时，卖给中国武器等也是必要的，如果因此而使中国能拖住日本和英国在亚洲兵力。让英日同盟在和中国的对抗中流光血液，德国便能更方便地在欧洲收拾残局。

所以，德国作出这样的姿态，其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象其他列强国家高规格接待清政府的军舰采购团队一样，不是瞧得起，也不是什么真实的尊重，而是想捞取利润，并且伺机扶植代理人，借以打击对手。

这样详细地分析之后，陈文强虽然觉得不能够太过乐观，但能否从中获取利益，也是值得尝试的选择。当时的中国，必然要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拉此遏彼，才能够在夹缝中寻找到一条兴盛的发展道路。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就要使德国觉得扶植复兴会比扶植满清更有利可图。说白了，就是要有被利用的价值，虽然不好听，但却是事实。

而满清的腐朽无能是列强心知肚明的，对于其的灭亡也有或长或远的估计。这也就有了日本默许或纵容暴力革命党；美国则通过文化渗透和侵略，来培育亲美的政治精英。目的都有一个，培养和扶植在中国的亲近派和代言人，以便在以后的变革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既然如此，德国也就是一个可以选择合作的对象。至少在地缘关系上，德国没有日本那么巨大的威胁。甚至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对于德国作出的让步和牺牲，都有一把收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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