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这些税司，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商人，而在大明朝，其实商人又多是士绅。大明现在有六十多万秀才，数万举人，进士都有上千，更别提还有大量的监生。但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转而去做生意了。

换句话说，大明朝从乡间到城市，那些坐店的行商的甚至佃田收租开矿的跑海上商贸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读书人。大明的读书人太多了，有着功名的也大把，他们一面占据了官场仕途，控制着朝廷和地方，一面又全面渗透到了商农工。

凭着他们对朝廷和地方的把持，这个庞大的群体异常的稳固。在朝的官员们也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牢牢的维护着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田地有诸多特权，免许多赋税，他们经商，更是基本上没有商税，仅有的一点关口，可只要打着官府官员的旗号，也一样可以畅行无阻。

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可大明的这些士绅却过着豪奢的生活。

周延儒两度为首辅，当然很清楚这里头的事情。每次朝廷想要征点商税，都被官员们猛烈反对，说是与民争利，其实他们只是不想官府侵犯他们固有的特权利益罢了。

周延儒自己也属于这个利益群体，但若站在朝廷的一面来看，建立海关，征收商税，这些确是极正确的策略，只是一味的自普通百姓身上收税，又能收上来多少？因为有那些士绅特权，加之他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往往那些税赋最后全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就如当年加征三饷，杨嗣昌奏报朝廷，说是按田亩加征，并不按丁口征收。折算下来，三饷一年加征近两千万两银，可按天下田亩摊算，辽饷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再加上后来的剿饷、练饷，加起来，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征收一分多银钱。

当时计算每石粮折银八钱，一分多银的加征，一亩地也只相当于多征几斤粮食而已。

不过帐表面上算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操作时，地方上并不是按亩征收的，天下田地多被少数士绅地主占据，可摊派加征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把该交的这些加征，绝大多数给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或者是转嫁给自己的佃农，甚至有些地主和许多地方胥吏还趁机要贪污一把，以火耗之名等多征多收。

结果就是本来一亩只多收几斤粮，对普通百姓应当影响不大的三饷，最终却让百姓苦不堪言，倾家荡产，可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们，却并没有承担多少加派，甚至有的反而还借机压榨百姓又捞了一把，甚至趁机又倾占了大量的田地。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当年万历要收矿税，都闹的天下震动，为何，就是那些士绅官员们不肯舍弃到嘴的利益。加之皇帝无人可用，任用宦官，而宦官在征税的时候也是无法无天，贪污腐败，在那些士绅官员的煽动下，最终闹的乌烟障气。

朝廷如今收入越少，本就不多的那点收入，还总有欠缴，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可大明的官员们一面喊着忠君爱国，实际上却是一点也舍不得吐出那些特权和利益的。就好比早几年，朝廷内寇外虏，军队无饷可发，皇帝想向官员勋贵们借点银子救急，可一个个谁也不愿意拿出钱来。

“南京兵部尚书侯恂、南京户部尚书方孔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李树初、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张国维，两湖总督兼湖北巡抚袁继咸，还有湖南巡抚朱大典、江北巡抚史可法、江南巡抚陈继瑜、福建巡抚吴之屏、台湾巡抚何腾蛟、广西巡抚张镜心，这些人都是支持新税法的地方大员。”

周延儒缓缓说道，这些人都是当初梅李二人在时所任用的，有消息说，这些督抚其实是刘继业在幕后向梅李二人大力举荐出任的。正因如此，如今这些南方的封疆大吏们，也都被划为了楚党。

无论江南党还是江北党，他们连自己的大本营，都被楚党控制着，说来也是奇特的事情。吴甡和周延儒都想拉拢这些督抚，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也基本上是东林出身，但现在却跟刘继业走的更进，被划为了楚党。

从某方面来说，其实此时所谓的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也许只是因为某人的老师或者同学、同乡、同年是某党，然后他们也往往就划做同党。现在朝中私下划分的江北党、江南党、楚党，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原来的东林，也有部份的复社，甚至也有一些过去的阉党在内。

但这三党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党派，只是官员对于以吴甡、周延儒、刘继业三人为首的三个泛同盟官员群体的私下称呼而已。(未完待续。)

ps：谢谢十百年、南营玉、回家了的感觉。这几天太冷，又感冒了，真是哔了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