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卡上的数额。拒绝什么？”

“多少都不能要。又不是我女儿出嫁。说正事吧，是因为新城建设吧？前几天被陆书记召见，谈的也是此事。你行呀，把陆耀祖拿下了，他可是有主意的人。”

“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个本事。不过是为陆书记跑腿当前锋官罢了。哎，听马市长说，红星的情况已经扭转，今年会突破100亿，这对平泉也是一个大贡献。你行，你是这个！”周鸿友冲陶唐竖起了拇指。“陆书记曾在小范围讲，要学习红星扭亏经验，红星那么大的摊子能在几个月扭转局势，我们市属企业也应当办到……”

马市长是平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马德胜。九月初还来红星考察调研过，陶唐全程陪同，详细汇报了红星公司今年主要经营指标的预计完成情况。马德胜副市长对陶唐的一系列举措很感兴趣，但陶唐并不知道陆耀祖也在吹捧他，“扭转局势？这从何说起？红星离良性循环差的远呢……”

“行了，老兄别谦虚了。对了。听陆书记说，你同意市里调整后的方案了？”

“估计你听错了，陆书记跟我就平泉新城规划谈过两次，只是一个意向而已，谈不到同意不同意。不是省里还没有批吗？”

“在修改了原方案后，北阳那边已不是问题了。关键在你这儿了。”

“我不同意有用吗？别说省里，便是你周市长的命令，红星敢顶？还想不想在平泉混了？”陶唐哈哈一笑。

“别开玩笑。红星毕竟是央企，也是平泉首屈一指的大企业。牵涉面很广……老陶，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说几句吧，我觉得目前这个规划对红星没有根本不能接受的地方了，担心影响生产？”

“我也以老同学的身份回答你吧。其实我的态度早已跟陆耀祖谈过了，不知他跟你说过没有。站在红星的立场上，我不同意所谓的搬迁。你说对红星没有坏处，我问你，好处在哪儿？让出两千亩土地，我们能拿到多少钱？在商言商，我真的看不出红星的好处，对我个人更没好处。你可能也知道了，红星的经济正在复苏，今年的形势比去年有了好转，特别是在车辆配件这块。但如果生产区大规模调整，问题就来了，我可能要好几年才能缓过气来。如果从成本方面考虑，将来必然形成配套设施难以兼顾的局面，何苦来哉？”

“市里当然会补偿你，具体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你是站在红星厂的立场上考虑的，如果站在平泉市乃至全省的立场上，答案就完全不同了。”

“我为什么要站在市里或者省里考虑？我知道我的斤两。我既不是市长，更不是书记，跟你这个实权副市长也是没法子比的。我考虑的就是红星的十万职工家属。”

“你可够实在的。别忘了还有陆书记……承蒙陆书记看得起，他可是跟我说过跟你的渊源……你总得替他想一想吧？”

“的确，我跟陆耀祖是多年的朋友了。就是因为替他想，我才认为你们搞的新城规划不合时宜。”

“嘿，好大的口气。老陶，今儿就咱俩人，不妨给我讲一讲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很充分，我很清楚。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饮鸩止渴。鸿友，你对宏观经济有没有研究？”

“谈不到研究。平泉市一家的情况。还上不到宏观的高度吧？看来你对宏观经济是有研究了……”

“我对宏观经济不能说有精深的研究，也不能说没研究。在燕京总部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读书看报，还真看了些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书。我国学者的有，国外的更多一些。因为我所处的位子，对我们集团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把辉煌集团放大，或许就是全国的缩影。你先听我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反正就咱俩人。”

“你讲，我洗耳恭听。”

“我们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回顾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那时我们还在上学，感受不深，关键是理解不够，更谈不上研究了。经济学上有个帕累托效应，也就是每个人资源的获得都建立在别人不受损失的基础上。特别是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受益的不仅是农村。进入九十年代。以南巡讲话为标志，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阶段。以特区经济，发展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各种开发区，还有地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招商引资为标志，GDP概念被全面引进并成为了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这个时期，是农民受损，城镇受益的阶段。帕累托效应不存在了。不知你看过那本书没有？就是湖北一个乡党委书记给总理写信的那个，提出了三农问题，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

周鸿友点了支烟，那本书他是看过的，印象很深。但陶唐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一个国企老总给市长上宏观经济课？还是农村问题？

陶唐继续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出现了全面的产能过剩，国企亏损面很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达到两位数，所以当时的总理主导了银行业一系列的不良贷款剥离。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那时候陆续成立的，接过了银行的坏账，同时引入外资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对国企呢，抓大放小，实施大规模下岗分流，拼命给国企甩包袱。在其他方面，我指的是全社会范围，医疗、教育全面产业化，而且，在98年取消了住房分配制度，财政上实施了分税制，拉开了地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大幕……代价呢？城市，尤其是国企的工人，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终于说到正题了。周鸿友想。

“现在又过了十几年了，以加入WTO为标志，又红火了十年吧。有没有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感觉？产能再次全面过剩，银行坏账再次升高，房地产，我知道你最关心这个，房子不好卖了，看看平泉有多少半截子楼盘？”

周鸿友默然。他不能否认陶唐所讲。但在心里讥笑，混到这个地步了，竟然如此幼稚吗？你以为政府不明白你说的问题吗？

“回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史，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经济好转的时候，国进民退；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政府甩包袱，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你太过激了……”

“是不是事实，可以讨论。我说的再过激些吧，如果遵从市场规律，或许有的地方政府根本就存在不下去。因为政府的很多职能是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换个角度看，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他们的行为就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政府官员本来就不是商人，他们讲政治，思想高度统一，所以，重复建设就成为了必然，这也是任何一个行业都逃不掉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再把视角放大些，你没发现各个城市越来越趋于雷同吗？所以，房地产必然走向过剩。你不要看现在还算红火，但它毕竟要受到市场的制约。不信吗？现在的情况是你们这些地方政府的首脑成了当地最大的公司的老总，但是你既不能印钞票，也不能发债券，更没有定税的权力，土地就成为唯一的工具。竞相压低土地成本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势必要把土地成本都集中到房地产上来。政府亲力亲为的投资活动，导致财富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高房价却要大量中低收入的人来承担。而地方主政官员由于任期有限，多数人是不会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的，而是看重自己在任期内的考核指标，用一个或数个大项目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当期的数字当然会很好看。至于债务、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都是由后任来背，谁管那么远？这一点，跟国企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我在燕京总部是和集团的领导们谈，几乎所有的企业对于投资上项目都举双手欢迎，尚找不到拒绝者。大家几乎都不去考虑投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企业的债务问题，反正企业是国家的，就算资不抵债也没什么了不起，实在不行就搞政策性破产，甩掉债务换个牌子继续干就是了，说不定还是政绩呢。但站在国资委的角度，这样行吗？”

周鸿友愕然。

“所以我认为，平泉新城规划根本就是错误的。受益的可能是一些从事房地产的企业，成本却要全市来背。与其搞新城建设，不如咬牙搞棚户区改造，还有大量的关乎民生的基础建设……你摊子铺的越大，包袱就越重，将来的问题就越多。”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你不知道新城建设的起因，并不全是平泉方面的推动……”

“我听说了。是北阳的几所大学搬迁引起的，对吧？平泉的问题如果存在，套用到北阳头上一样适用。鸿友，陆书记对你的评价相当不错，本来我不该这样翻嘴弄舌，谁让我们也是同学呢？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办，其实很简单，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就拿红星说吧，一方面，红星的困难被人为夸大了，另一方面，一些出血点又视而不见。我不过是做了几件谁都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都快被你们吹破天了，岂不好笑？”

陶唐故意把和陆耀祖谈话的部分内容透露给了周鸿友。

周鸿友果然高兴起来，正要说话，敲门声响起，张爱英在外面叫道，“陶总，请您和客人下去用餐。”

“好，我们马上下去。”陶唐站起身来，“走吧，吃饭去！你想喝什么酒？今天我请客，绝对满足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