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韩志勇点点头。他当然晓得是快报数，九月份的最后数据要在国庆节后才能定下来，但快报数就足够了。

对比了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韩志勇有些激动，“还真******是真的啊……”等他再次找出营销部分析报告中关于外损（三包损失）的数据与质量部的数据对比后，他知道自己的分析该怎么做了。

质量部分析特色在哪儿？就在于质量损失同比和环比大幅度降低。用万元收入废损这个内部指标看，去年同期为1.26%，今年为1.05%，同比降低17%。今年二季度为1.21%。三季度为1.05%，环比降低14%。也就是说，产品的质量状况在三季度得到明显改善，无论是外损还是内损都大幅度下降了。万元收入质量损失下降环比0.16%不是小数了。要知道三季度的销售收入是31.5亿！如果和二季度相比，那就相当于创利504万！如果比去年同期相比，数字变为了661.5万！

这仅仅是一个季度的成绩，如果放大至全年就是2000余万了。当然帐不能这样简单的算，要考虑实际的收入情况。但利润不等于收入。利润是真金白银，和收入有着本质的不同。

搞财务的人对于利润的敏感性可是远高于销售收入。

刚才对质量部分析报告中吹捧取得质量管控成绩的原因是推行精益管理有点嗤之以鼻，认为是对陶唐的赤裸裸的拍马屁。但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了。取得的成绩背后一定有原因，如果不是精益管理的效果，那就得找出其他原因来。但韩志勇找不到。其实，企业管理中没一项成本的压缩控制背后首先是成本的增加，比如要降低废损，就必须先投入，或者改善设备，或者增加检验。或者改变工艺。企业的每一项大型投入都瞒不过总会计师，韩志勇清楚，公司并未针对质量现状做大的投入。要说投入，也就是三季度对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正规化了，逐月兑现。韩志勇记得这个数字（他对此颇有微言，认为完全是哗众取宠），大约是110万元，因为有陶唐的批示，韩志勇不能扣下这笔钱，而且在他看来奖金额也就是毛毛雨。奖励的对象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一线技能人员，就以一万人算，平均每人拿了110元。这算是增加了人工成本，但换来了质量损失下降504万。

现在看起来是划算的……

其实帐不能这样算。因为合理化建议不仅是对质量控制的。更多的是材料消耗和工艺改进的，那些方面的节约并未计入。六分厂下料工段改进了板材的套裁，技术部认定该项改进会带来130万的节约，提了13万的奖励，是他记忆中最大的单笔奖金了，生产管理部精益管理办公室通报发出后引起了全厂轰动。因为那个工段不足30人，每个人平均拿了4000余元奖金，自然让人眼红。韩志勇当时认为那不过是陶唐为了给他大力推行的精益管理贴金抹粉罢了，谁会去质疑技术部的认定？

精益管理在三季度算是搞出了动静，成果满天飞。吹的最凶的自然是合理化建议了，简直是神乎其神。精益办办的《精益专刊》不必说了，厂报上也每期都有报道。韩志勇调阅过精益办的材料，看过后认为严重的夸大事实，如果都像上报材料所言的效果，红星厂还有什么困难？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在韩志勇看来，常文海奉陶唐之命掀起的合理化建议活动高潮，不过是给那些好事者找了条获取烟钱的途径，如果老百姓都那么高明，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搞自治好了。但精益管理是冯世钊祭出的法宝，陶唐不过是迎合冯世钊的喜好而已，下面可以质疑精益管理的意义和效果，但如果中层以上领导跳出来反对，那就是不长眼，那就是典型的不讲政治了。韩志勇可不是不懂政治的，所以他绝对不卡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别说是马光明分管此事，就是李珞管，该批的钱一分不会少。每个月不就是几十万吗？随便挤挤就出来了。

但财务指标的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几个主要的指标都向好，红星是个大厂，百分之零点一的改善都是了不得的，就像质量损失的降低，不过五百万，听起来很大的数字，但对于红星厂而言，所节约的尚不足两日开门的消耗。但韩志勇不是那种好大喜功之人，他历来认为成本的节约正该从一点一滴做起，正因为红星是个大厂，节约的面非常广，可节约的地方非常多。从这一点上谈起，他是赞同陶唐的经营理念的。

除了质量管控外。韩志勇还准备好好讲一讲成本费用率的降低。当然不会忘记陶唐初来是吹嘘盛东公司的经验，通过精益管理，成本费用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那自然是惊人的成绩了。红星厂三季度成本费用率环比降低了0.67%，意味着每万元销售收入成本下降了67元。这个数去乘31.5亿，是2110万。如果乘以4，就是8500万了，一个不小的数字。他曾对此表示怀疑，要求张兴武组织人认真核查数字的真实性。张兴武回答说数字是真实的，没有问题。如果从这个数字看，考虑到时间的因素，陶唐所言的每年降低一个点就不是胡吹。

精益管理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虽然数字摆在这里，但韩志勇还是不信。他倒是认真分析了成本节约的原因，发现三季度几乎所有的成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改善最大的还不是质量管控，而是业务活动费！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的近四成！韩志勇不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确感受到了招待费的节省，一方面是大环境所致，红星接待地方名目繁多的检查走访少多了，地方上显然受到了压力，变的谨慎了。另一方面，是迫于陶唐的压力，大家公款消费少多了。压力不在于制度，陶唐并未削减公司领导、副总师乃至各单位的业务活动费额度，但一把手极少公款吃喝，其余人也不好太张扬。所以二、三季度的业务活动费垂直下降。至少领导们是不去小招吃喝了，那个家伙就吃住在那儿，就算那个家伙不吭气，遇到了总是要解释一下接待谁，不那么过硬的理由，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吧。还有就是小车班的费用下降的更厉害。韩志勇看了总经办和财务部各自的统计，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一半还多。其中最少的车辆恰恰是陶唐的专车，那辆八成新的奥迪几乎完全闲置了，据说王富民闲的都无聊了，在小车班养起了花草解闷。韩志勇曾听说陶唐出门办私事都是打的，曾笑过那家伙蹩脚的沽名钓誉。现在看来，身教胜于言教的古训并未过时。那家伙要名声，对公司的成本控制还是大有好处的……

今年的大数字问题不大了，也就意味着陶唐向集团交出了漂亮的答卷。这个结果好不好呢？在国庆长假即将来临之时，韩志勇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