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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二章 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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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君难道是想说士族会叛乱?……”西园寺公望明白了伊藤博文的意思,面色一时间变得异常凝重。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当时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到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虽然有了明治维新,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断争权夺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接着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早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的方式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向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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