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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踪李密的逃亡路线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现而今眼目下，天下的大势。

此时的天下，反抗的火焰已成燎原之势。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隋朝末年的各地义军共有一百八十六起，这些义军各据一方，少则数万，多的十余万，各有名号，如知世郎、阿舅贼、东海公、摸羊公、乞见敌、嫌头**、彻眷顽、不惜死等等，队伍还有番号，诸如黑社、白社、青社、胡社、忽云贼、忽律贼等等，这充分体现了起义军大无畏跟隋朝死磕的精神。

以数量和规模论，隋未的起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分析隋末为什么有这么多起义，则是一个严肃但又不能忽略的问题。

百姓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随时会掉脑袋的，被官军缉捕会战死，被俘虏了会送到菜市口斩头示众，跟别的山头火并会死，攻不下城池，抢不到粮仓还有可能会饿死，但到了某个历史时期，依旧有无数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入到起义的大军中。

深究其原因，估计能写出一长篇大论，但中国人素来有智慧，重简洁，一句话使可以解释其原因：官逼民反。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阶层，一是劳动阶层，一是食利阶层（总头目一般是皇帝），劳动阶层自然靠劳动获取生活必需，而食利阶层通过田赋，劳役，税收等各种手段从劳动阶层中获取一部分劳动成果。

一般来说，食利阶层都是少数派，他们获取得劳动阶层的一小部分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劳动阶层只交纳一部分所得而不会影响到生存。

就封建社会而言，交纳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的和谐度，而底线就是生存线。

当食利阶层胃口大开，索求无度，劳动阶层在交纳上贡之后无法生存时，维持社会平衡的这种关系就会被打断，通俗点讲，当百姓家里最后一粒米被抢走，最后一位壮丁被拉走，再也无法看到生存的希望时，造反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是为，官逼民反。

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结果，并不是消灭利食阶层，而是产生另一批愿意跟劳动阶层签定更宽松上贡协议的人群。这些人可能原本是原食利阶层的（比如唐朝），也有可能是由劳动阶层转化过来的（比如明朝）。

经过洗牌之后，社会又会达到平衡，然后等待下一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所以，与其说是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不如说是人性在推动历史前进。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介绍三位皇帝。

公元前2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对父子先后登上皇位，两位皇帝在位的三十九年期间，没有修大型标志性建筑（宫殿），不搞大型庆典（比如泰山），不致力于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也不开疆拓土。对待外敌入侵，坚持只防守不主动进攻的政策，就像视察地方这样的工作也不常干（（比如北巡下江南什么的）。按某种标准来说，可谓无所做为。

第三位皇帝显然要努力得多，登基才三个月，就开工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大运河之通济渠段。

第二年，皇帝陛下开始修建东都洛阳，与时同时，又上马了显仁宫项目以及邗沟整修工程，并大力发展造船业，营造大小各类船只数万艘。在边境，还对契丹用兵，取得大胜。

第三年，在保障各项工程顺利进展的情况下，在东举办了大型文艺杂技音乐博览会，

第四年，皇帝陛下不辞辛劳，亲自北巡，陪同人员如下：文武百官，士兵五十万，马十万匹。视察结束后，皇帝陛下当即拍板修长城，并在回来的途中，决定在太原开工另一重点工程：修晋阳宫。

第五年一开春，大运河永济渠段开工建设，同年，皇帝陛下北巡，检查长城修建情况。并于年底在东都举办了一界成功的鹰师大联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用工情况紧缺，皇帝陛下急中生智，发挥妇女同志能顶半边天的特性，号召广大妇女同志爱工装不爱红装，积极上工地挣工分去。

第六年，在国内大抓基础建设的同时，皇帝陛下积极开展对外军事行动，大败不服管理的吐谷浑，使帝国触角直抵西域，史家公认，帝国之盛，极于此矣。

第七年，皇帝陛下在东都召开藩国大联欢，并对拒不到场参加的海岛属国流求用兵，克之！

第八年，积极开展军备，广招兵，深积粮，准备对高句丽用兵。

第九年，皇帝陛下亲率二百万大军（实数一百多万，算民工要超二百万）进攻高句丽。

第十年，再征高句丽，如果不是国内突发政变，说不定已经拿下高句丽。

第十一年，三征高句丽。

跟前面两位无所作为的皇帝相比，这位皇帝可谓勤劳勇敢，政绩彪悍。但熟悉历史的同志大概也猜出来了，前面两位皇帝是汉文帝跟汉景帝。

汉景两朝统治期间，国泰民安，被世人称为文景之治。

而后面这位皇帝，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杨广兄弟，杨广统治的隋朝被认为跟秦未一样的□□，杨广的名字也常常跟夏桀商纣著名暴君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后来者的反面教材。

这说明，皇帝也分无作为的好皇帝跟有作为的坏皇帝。

借用教科学的话，杨广对内穷奢极欲，对外穷兵黩武，虽然也干了不少好事（修长城运河），但不惜民力，把百姓逼上了梁山。古往今来，挑战百姓忍受力极限的帝王中，杨广称第二，估计没人敢认第一。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各地一百八十路起义军中，除了活不下去的农民起义军外，还有四十多起地主武装，可见杨广先生实在生猛，把农民逼上梁山外，硬把本是同盟的地主都给逼得要跳墙。

李密第一个投靠的是盘据在平原郡的一支队伍，队伍头目叫郝孝德，是造反界的老前辈，手下有数万兵马，算得上实力派人士。

李密是带着满腔热情上山的，但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入伙有时候比考公务员还难，林冲拿着柴庄主的介绍信都差点被赶下山，何况李密这样外观不具观赏性，手中有没有资源的人。

果然，上山后，郝孝德听说是杨玄感的谋主，还特地抽空接见了一下，见面后，郝孝德完全失去了信心，聊了没两句，就说一句庙小容不得大龙，将李密打发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下山后的李密又找上了第二家，此时的他，并没有料到社会学有个定理：此处不留爷的，一般处处都不留爷。

李密投奔的第二家是盘据在长白山的王薄，此人自称知世郎，意思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而论资历，这位王薄可算第一个站出来反抗杨广的武装，在杨广第一次征高句丽时，他就做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大家与其到辽东送死，不如上山闹革命。

凭着这煸动的歌曲，王薄拉起了队伍，占据了山头，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王薄也没有辜负他知世郎的名号，此人确实眼光独到，老奸滑头，明白自己的小山头是养不了李密的。

据后面的事情来看，王薄连梁山上的王伦都不如，连红包都没封一个就将李密打发了。

从长白山下来，李密彻底陷入了困境，他想做一个良民，但杨广不给他机会，他想当土匪，可没有山寨愿意收留他，混到这一步，真可谓山穷水尽。

最要命的是钱没有了。

李密原以为凭着自己过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到山寨，但没想到，对这样的高层次造反人才，各地山寨竟然并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