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原本历史上定都南京的辛亥革命不同，本时空的这场革命由于发源广州，因此此后一直以广州军政府为中央政府、广州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临时政府所在。然而相比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北京，或者是前明故都东南重镇江宁，广州地势实在太偏、各方面的劣势实在太明显，哪怕是孙文也觉得以广州为民国新首都无法令人信服，最后只能同意将国会迁往北京，只在广州留下善后委员会。这点无疑方便了袁世凯，也是他所乐于见到的。

然而孙文随即却在交割前一天，也就是8月4日时签署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来临时政府制定的是对孙文这一大总统最为有利的总统制，却在此约法关于政体的设计时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同盟会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

对于同盟会这点小心思，袁世凯心中自然冷笑连连，更是从一开始就对这部限制自己的《临时约法》打从心底里抱有深深的不满和不屑。

在同盟会看来，袁世凯本非同类、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才与其达成妥协，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潜在的敌人，是可能‘破坏革命’的潜在犯罪者。因此必须要通过临时约法来给其套上枷锁，设上限制才行！

南北两边的不信任感并未因民国正式成立、政权转交而淡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临时国会准备北上，广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