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兄有所不知，这玻璃成本低廉，售价却高，更有诸般妙用，若制成成品，利润可观，弟有意在全国办义学，让天下贫寒子弟，皆可免费读书识字，奈何力有不逮。若有这玻璃的利润，虽然不至于可以全国办义学，但建千所义学，毫无困难。”我微笑答道。
李一侠根本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打算，他有点激动的说道：“若真能如此，实乃上古以来未有之善政也。”这个时候，他甚至连佩服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却多想一层，说道：“办义学虽是善事，私人行之，却多有不妥之处。故此事仍需以朝廷名义行之，我只出钱，让陛下以内府名义兴办，则可免遭非议。君慎勿与外人言。”
李一侠想想果然不错，便道：“学生知道。”
稍停了一会，他又说：“学生回去拟个条陈，以免日后仓促。”
我笑道：“不忙，玻璃制品还没出来，无过兄也太急了。”
转了话题，又问他：“子誉兄可有信来？”
李一侠笑道：“方才子明公说学生急，现在学生又看子明公急了。子誉兄方往蜀地，一切妥当，也当在明年开春了……”
两人相视大笑。
第二天带了李一侠和石福去看玻璃制造，却见那炉的构造有点象我炼铁的高炉了，我只嘱咐着孙守荣把这个工艺流程详细记下来，我又几个出力最多的工人一起，交待了一些吹玻璃的构想，让他们想法做成各种东西。他们显见也有不少经验，一一答应着。这些人都知道我是有宰相衔的人，见我如此平易，都很感动，赏赐又很丰厚，一个个更是高兴得过年似的。他们不知道我心里还不好意思呢，这么好的发明，就给他们这么点赏赐。
我就等着他们把批量制造玻璃器具的工艺熟练了，就开始投资创办玻璃坊了。那天回来，我做梦都梦到自己在数钱……
接下来的日子真是难得的清闲呀，每日里在庄园里饮酒高会，偶尔接待一下工部钢铁专营署专门来求教的官员，杜子建是难得来了，他忙得要死，每里要派官员分往各处，催促监督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这种大事，他万不敢办砸了。相当初不过是进士及第，在工部做个不入流的小官，现在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干得好，工部尚书都有希望，倘若差使竟然办砸了，虽然大宋不杀大臣，可丢官弃职是免不了的了。
我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慢慢的写一些以后纲要性的文件，为自己梳理一个清晰的思路出来。唐棣、苏巩、王石在明年三月要参加明经科的科考，除了偶尔来见见我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学里背五经，便连我那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也有一些有资格参加明年考试的人，所以听说最近几个辩论日，辩论的多是儒家经义，我也只好苦笑摇头，总不能我说不让他们说辩论这些吧？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幸好现在离明年三月还有一段时间，倒不是个个人都这么刻苦，家里有钱的少爷们往往对新学更有兴趣，有他们的存在，学院暂时还没有变成书院。
也有一个让我意外的消息，听说沈括在我的学院主持过几次讲座。做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之名，如雷贯耳，史载从1067年开始，也就是就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了，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往来。前一段时间因为对郊祠的礼仪做了一些修改，为朝廷省了一大笔开销，对国库比较敏感的皇帝很开心的给他做了个提举司天监，现在已经开始主持汴河水利工程了，这可以是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沈括有过许多的创举。我猜想学院请他来讲座，正是看中他的地理水利和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因为在历史上，沈括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做过权三司使，是王安石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我顾虑着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和王安石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并且很可能是旧党眼里的亲新党份子或者干脆就是新党，所以我在之前根本也没有想过要主动结交这个站在中国古代科学顶峰上的人物。毕竟我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有许多让人讨厌的顾虑。
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到白水潭学院来讲座，真是出人意料，对此我还是蛮高兴的。也许我真应当见一见他，毕竟他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科技的金字塔尖，对于一些新技术的理解与运用，他一定较其他人远胜，倘若他能够站到我这边来支持我，那么于公于私，都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基于我对朝廷的了解，我知道现在为止，沈括还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我也很有希望在王安石之前拉拢这个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不过暂时我还没有主动拜会他的想法，我想这需要一个安排。另外，我也有我要事先考虑的事情，在历史上，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五年八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欧阳修逝世，因为欧阳修在生前受到王安石的排挤，而如同陈襄一样，欧阳修是一个很有人脉的大佬，所以他的逝世，无疑会让一些旧党在心里对王安石更加讨厌；祖宗之法，南人不为相，王安石南人也，地域上的偏见本已不堪，这种成见会越种越深吧。（另外就是朝廷会向欧阳修的《五代史》，这个业务皇帝多半会照顾我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王韶在八月份将打一个胜仗，对于战争胜利有着饥渴感的年轻皇帝，这个胜仗很可能会使他恢复对王安石的信任，从而加重王安石的政治法码，让王安石扭转目前的不利情势，或者如历史上的进程一样，他会在八月份推行方田均税法。
这些事情我都需要考虑，旧党取得了对王安石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却不是依赖旧党所维护的政治传统取得的，这无疑会分化旧党内部的力量。须知祖宗家法对于北宋政治的影响较之后世英伦习惯法对法官的影响还要深，几乎是大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眼中治国的天然条例，根本容不得置疑，这是有宋一百余年来政治传统造成的，即便是之后会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在开始时也要借祖宗之法行事，而庆历新政更是在“祖宗之法”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因为王安石的破坏和我的出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认识到祖宗之法是可以改变的，在历史上，就有一些虽然反对新法却也支持改革的人物，如苏轼就是典型；这一部分开明的保守派，是我需要团结的对象。而另一部分抱残守缺的死脑筋则是被迫绑到我的战车上，在两个改革者中选一个，他们肯定选较委婉的我而不是王安石，特别是在我取得了对王安石政治斗争的胜利之时，他们会更加依赖于我，从而让我得以掩饰我改革的本来面目。但是我却无法阻止这些极端保守派想要趁势追击王安石的想法，特别在欧阳修逝世的刺激下，有个别人跳出来找个借口攻击王安石，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无疑会使本来可以缓和的政局再次激化起来。
另一方面，王安石受此挫折之后，会不会利用王韶打胜仗的机会大举反攻，把那些极端保守派好好修理一顿以消心中怨气，也很难说。如果他果然如此，只会使政治斗争更加激化，那就不是我所乐见的局面了。而对于他可能推出的方田均税法，我也是很烦恼，如果听他施行，那么丈量土地的工程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贾似道南宋灭国，大宋的对土地的丈量都不会完成，老百姓别想有安稳日子过。但是不实行吧，一来的确土地兼并严重是，二来把王安石逼到墙角，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