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日本外交部淡淡地表示“遗憾”，日本军部则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未加理会。

而欧美的对日谴责也仅限于口头。纯属虚应故事，不要说军事制裁，就连贸易封锁都不曾有。

坐困南昌的蒋介石却欣喜若狂，视之为救命稻草。但即使有了这一剂强心针。他依然不敢号召全国发起抗日，只是不断向香港方面请求更多的贷款和财政援助，最后总算是勉强获得了区区一百五十万港元。

此时，由于何应钦的摇摆和汪精卫的背叛，蒋介石对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基本失控，开始考虑另立中央。

一月三十一日，“天津军之暴走”开始——鉴于北平的宋哲元一直油盐不进，死活不肯彻底卖身投靠日本，又看着同僚们在南边的江苏省建功立业、屡战屡胜，“天津军”的日本参谋军官们不由得大为眼红，索性又一次发扬了“下克上”传统，背着上司田代皖一郎中将，违反东京军部的命令，在天津挑起军事冲突。

于是，被逼到绝路的宋哲元，被迫在北平司令部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起兵应战，华北抗战就此爆发。

同日，英国远东舰队从新加坡锚地横跨南中国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先期抵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会师。次日，以越南为基地的法国远东舰队也抵达了马尼拉，从而正式组成三国联合干涉军。

二月一日，英国、法国和美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军停止一切在华行动，等待国际协商。

鉴于这一局势突变，也是摄于三国联合舰队的强大实力，日本联合舰队不得不放弃了对宁波和舟山的登陆作战计划，转而以保卫本土优先，掉头南下台湾海峡，准备与马尼拉的三国联合舰队展开对峙。

得知“天津军”贸然挑起华北战事，从一开始就在努力集中兵力，尽量避免同时搞出两个战场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顿时不由得大为恼怒，随即连夜制订“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要求华北前线火速停战。

二月二日，宋哲元在南苑和通州击退了日军的几次试探性攻击，自认为已经稳住了局势，暂时粉碎了日军的野心，便在北平得意洋洋地展示战利品，并且发表演说：“……我军前线官兵，当此大敌当前，一发千钧的刹那间，自然而然的把我们数十年来所谓的‘匹夫不可夺其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战而亡不愿束手以待毙’的军人决心尽量发挥……倭寇只凭其横暴，欲征服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的……请看这几日来的前线战况，我们就可以有自信了。”

在现场听演讲的北平各所高校学生顿时欢呼雀跃，齐声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

对此，阎锡山在山西发出贺电，并表示声援。但晋军并无实际出兵行动，只是在分割河北与山西两省的太行山各处隘口抢修工事、增兵布防，同时资助宋哲元五万元军费，可惜直至北平失陷也没把款子送到。

二月三日，为了避免擦枪走火，日本外交特使乘坐一架水上飞机赶到马尼拉。与英法美三国特使举行紧急外交会议，就当前中国事态进行磋商，再次提议组建国际干涉团体，接管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利——这个过于冒进并且暗藏祸心的建议自然是被否决了，但欧美列强同样也没有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战的念头。

于是，在一番互相指责和逐步磨合之后，马尼拉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同日。结束了遵义会议的中央红军在击溃了北方的川军之后，为筹集粮饷掉头南进，进逼贵阳城下，黔军的大烟鬼“双枪兵”一触即溃，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处求援无果，不得不仓皇出逃。

另外，驻守湘西的薛岳所部中央军再次因欠饷而哗变，并且又与何健的湘军发生了冲突。暂时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贵州的中央红军和湘西的红军贺龙部顿时感到压力大减。

二月四日，尽管东京的参谋本部制订了“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但急于立功的华北前线各部日军根本置之不理。继天津的北支那驻屯军之后，刚刚控制了冀东的关东军也开始大规模加入战局，对北平和天津发起多路攻击。仓促应战、孤立无援的宋哲元很快陷入绝境，各个交通要地相继陷落。

同日。得到上海方面援助的皖南红军方志敏旧部，顺利攻破江西景德镇，歼灭中央军一个团。

二月五日，南苑陷落。天津陷落，宋哲元宣布北平为“不设防城市”，开始向保定、邯郸一线撤退。

同日，日军三个师团从徐州南下，逐步移动到淮河一线，沿途各县市均不敢抵抗——行政院长汪精卫自然是极力要求其党羽配合日军行动，而蒋委员长同样也没有发出抗日的指示。更何况，此次日军登陆还打着“中日亲善、援华防共”的旗号，很是迷惑了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因此一路上基本没有爆发战斗。

由于进军实在太轻松，甚至有一部分最胆大的日军先头部队，更是利用铁路和火车穿过大片国民党控制区，以最快速度抵达了长江北岸，与先期抵达的若干日军轻型舰艇会合，作势威吓长江对岸的南京。迫使何应钦下令首都戒严，南京街头一日三惊，大批汉奸和间谍趁机造谣生事，鼓吹抵抗无用论和投降主义。

此外，南京街头还冒出了一则不知从何而来的谣言，居然声称日军计划在首都南京举行屠城，以瓦解中华军民之抵抗决心，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连屠杀计划和埋尸地点都安排得一清二楚。

得知如此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市民不由得震恐至极，纷纷收拾细软，携家出城逃亡，紫金山上一时间搭满了窝棚，通往外地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尽皆人满为患，交通事故频繁，场面混乱之极。

当天夜里，南京部分青年军人上书请战，要求乘汽艇渡江偷袭北岸日军，遭到何应钦断然拒绝。

二月六日，日军飞机从南京上空多次掠过，抛撒劝降传单，造成城内地面人群大规模踩踏惨案。

同日，继占领湖州之后，上海红军又沿着沪杭铁路南下，对浙江的嘉兴发起攻击。

二月七日，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在广州发表了一份“抗日反.共救国宣言”，计划组建“援湘军”和“援闽军”，分兵两路发动北伐。湖南军阀何健闻讯大为惊恐，立即停止追剿红军，将湘军主力调到南方衡阳一带布防。而蒋介石则在南昌行营气得大骂：“……此僚（陈济棠）名为抗日，实为卖国！抗日？亏他这个日本走狗也喊得出来？让他先把粤军里的日本顾问和日本教官都撵走再说！”

二月八日，“天津军之暴走”终于被亲自赶到华北前线的石原莞尔少将制止，华北抗战第一阶段结束。日军占领了冀东和北平、天津，但未能彻底消灭宋哲元的有生力量，而是坐视其率残部撤退到了保定。

再接下来，对蒋介石来说最为可怕的致命一击，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光脑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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