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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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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时期,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卫)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货募兵。’固以为然,从之。”《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同书《潘浚传》注引《吴书》:“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但是,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谭)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看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舆召,恐致贼乱。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攻没诸县。”此类“募兵”,有召募之名,行强取之实,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三国志·蜀志·吕人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既是募兵,又需“慰喻检制”方保无人逃窜,足见此种募兵,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魏、吴、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其中,孙吴政权尤为突出。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以充兵役”(《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而告终。同书《吕蒙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役,孙吴大有俘获。孙权酬吕蒙之功,“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但除蜀汉以外,魏、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三国志·魏志·辛毗传》称黄初之初,“(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据此,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工世记》称正始五年(244)。“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二万二千”,按户出一兵计,出身兵户家庭的孙吴兵士多达十三万以上。魏、吴有时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临时集中较大的兵力,此时世兵在国家军队中所占比例就会出现暂时下降。但是大多数时候,国家常备兵中,世兵的数量是大大超过征、募兵的。因此应该认为,魏、吴的确是以世兵为主体建立国家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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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佳防御战术的经典战例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

又:

公元215年,这一年对于张辽来说是一生最辉煌的一年。刘备入川取代刘璋已有一年,三分天下之势渐显。曹操取下汉中欲南下扫荡西川,此时孙权率十万大兵进攻张辽镇守的合肥,由于曹操大军大多派去了西线汉中战场,东线合肥只屯有七千多士兵。或者曹操深知以张辽的才能,七千余人足以阻挡东吴的进攻,所以他就留有妙计,让同守合肥的李典与张辽出兵迎敌,而乐进守城。孙权十万大兵锐不可当杀来,曹军顿时军心涣散,士气大摇。张辽决定趁东吴阵营未稳前奇袭吴军,以壮本方士气,于是挑选八百壮兵,当晚一马当先杀入未做防备的孙权阵营,吓得孙权避于小山上而不敢应战。东吴其他军营赶来后把张辽围住,张辽率军奋勇杀出重围返回本阵。这次小战事虽对东吴没什么损伤,但张辽的身先士卒却激起了曹军的斗志。于是张李乐三将强化防御准备持久战。东吴军数十日围攻合肥无果,补给日益困难,军心开始动摇,孙权乃下令撤军。当大军退出长江渡口逍遥津时,孙权召开军事会议,而此时逍遥津却只有千余近卫部队护守。孙权万万没有想到张辽会突然突击过来,被杀得狼狈不堪,要不是手下诸将的奋勇保护,恐怕他就活不了七十多岁了。张辽这一战杀得东吴“人人害怕,闻张辽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能先发制人亲率敢死队突袭敌军,赢得了本军的信任,壮大了军队士气,勇气可嘉。之后打出持久战的牌子使敌人不战而退,并且情报跟踪探知孙权召开军事会议,大胆出兵突击吴军,打了个大胜仗,这全靠他能审时度势善用兵法。张辽勇谋兼备,难怪《三国志》里把他列为魏国五大将第一人。

附:

张辽,有武勇,有将略,有忠义,有作说客的才能,是三国第一狂--关羽的好友。对逍遥津:

王歆赞曰:曹魏多名将,而张辽为第一。从征柳城,格斩蹋顿;并镇合肥,突权麾下。以八百破十万众,贲育不过其勇也。合肥之战,胜不侥幸,乃得“急”、“裂”二字。急者,料敌于先,乘敌不备,破敌未合。权以重兵来犯,以为当者披靡,城守皆深沟高垒,不敢出应,是以惰将统骄卒。逆而击之,安得不破?裂者,募敢死士,以寡凌众,以强践弱,前指渠魁,立夺三军气也。设权杖槊当道,被矢不退,小大之势在,则辽必无功矣。不体天,不察地,不知我,不料敌,是权在合肥之谓也。辽既破贼,长屯居巢,以慑吴人,是魏武之能用人也。世多名将,鲜能终始,时移势易,胜负难以逆料。而“张辽虽病,不可当也”语,是真畏敌也。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

张辽这一段,我是当信史来看的。其中唯一不太可信的,就是“贼来乃发”这个曹操的锦囊妙计。不过,即使有这个锦囊,曹操也只是划定了这么一个以攻为守的方向,谁知张辽直接以突袭退敌,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曹操也始料不及的。

王歆说“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也只一笑而已。

与赵云的冲阵相比,一个是劣中求胜,一个是败中求存,张辽占了上风。

威震逍遥津是名将的传奇,壮哉文远,三国第一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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