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不采用直接跟英国人对抗的方法，也不把列强都一竿子打死，而是分化拉拢。跟以钦州铁路即将通车为借口，法国人商议联合制定运价的方式，大幅度提价，反正进口商品大都是要靠铁路来运输的，其他交通方式价格高昂，即便是运输进来了，也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所以只要铁路提价了，就收到了提高关税一样的效果。

可是法国人也不是傻子，提价对他们的坏处也不小，诚然能收到更高的运费，可是对自己出口商品无异于是一种打击，得不偿失。但是王崇阳有办法，跟法国人秘密达成协议，明涨运费，暗中则对法国和云南的产品进行运输补贴，最后提价等于是只针对其他国家了。法国人乐的如此，这样以来，云南等于法国人独占了，法国产品将取得相对其他列强绝对的优势，而且还能多得到一笔运费，一举两得。而对云南来说，市场从被英法美日同时冲击，变成了只有法国一家，也是利大于弊。

但是显然列强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会有针对的，到时候见招拆招，这是一个长期斗争的结果，任重而道远，不过王崇阳已经开了一个头。

另一边，朱玉德则是紧张的准备着入川的军事行动，同时编练新军的计划也开始了，新兵人手是现成的，很快蒙自一万新兵跟广西五万新兵混编，新成立了六个师，一部分驻扎在广西，一部分驻扎到了贵州，目的只是防御性的。

而四万自治军主力则积极训练，调动储备战略物资，随时准备入川。

那边，张澈到了广东，却没能见到孙中山，因为老孙刚巧去了北方，冯玉祥受不了奉系和直系同时的压力，希望借助孙中山的力量抗衡，于是邀请孙中山北上组织中央政府，老孙一看还有这好事，自己北伐了多年没能完成的事业，竟然从天而降砸到了自己头上，于是不顾下属和同志的反对，毅然决定北上，却不顾自己此时已经病了许久，身体情况很差，结果没到北京呢，就在上海病倒了。

老孙最终死在了北京，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总管孙中山一生，毫无疑问是战斗的一生。

按照赵泽勇的看法，老孙私心有但是不会太多，每每募捐得来都投入了革命事业，私心顶多是1，公心也有，起码出言就是为了民众福祉，为了国家未来，至于做的不多那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赵泽勇认定老孙的公心起码有4，而野心吗，作为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择手段的推行武力同意全国，全让不顾忌当初自己对袁世凯的时候倡导联邦的政治方案，那么老孙的野心还大于公心怕是到了5。

对比一下自己，赵泽勇给自己定性是，私心1，公心5，野心4，两人反倒差不多。

总之老孙死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广东群龙无首，此时争权夺利的那批人已经换一批，从过去黄兴、李烈钧等编成了，谭延凯、蒋价石、汪兆铭等后起之秀。当初革命之初，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真是一条心，黄兴等宁愿自己冲锋在前，为孙中山鞍马劳顿没有丝毫怨言，一切都是为了信仰，为了心中强国之梦。

分道扬镳的原因是，宋教仁遇刺，老孙发动了二次革命，此时应着已经不多，蔡锷等人就不支持他，失败后，老孙要改组同盟会等老组织，在日本成立了革命党，此时考虑到总是遭遇到背叛，老孙要求建立新的章程，凡是入党者必须按血手印，向他本人宣誓效忠。结果是黄兴等元老自然不可能向他按手印效忠了，尤其是对这帮会一样的做法非常方案，觉得侮辱了革命。于是当孙中山回到广州继续号召要北伐的时候，黄兴却组织起欧式研讨会，置身事外去关注欧洲爆发的一战去了。

老同志的离去，但是不影响老孙的号召力，还是有很多新进后辈愿意跟他干革命的，蒋价石这批人就这么粉墨登场了，向孙中山按手印宣誓效忠后，他们获得了老孙的信赖，授予大权，蒋价石这个只在日本学了几年语言在日军中实习喂了几个月马的年轻才俊竟然一下子就进入了军事领导层，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老同志的离心，加上后期野心家的崛起，广州不乱才怪。甚至当四川败退的熊克武，好容易在湖南练了四万军队，千方百计带到了广东要参与北伐的时候，老熊还被蒋价石、谭延凯设计软禁，结果四万大军一下子溃散，损失一空。

面对广东如此乱局，张澈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沟通了，就算是现在联省没有一兵一卒，他们也未必有能力组织起攻击，而且就是要找人沟通，张澈也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了。

结果趁着孙中山病逝上海，全国目光都关心在这上面的时候，朱玉德带领四万自治军主力，悄然开进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