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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来福带着江大忠和杨小驴回到五寨堡时，天已经黑了，此时家人正等着黄来福吃饭。

此时黄来福仍是满心兴奋的心情，他向黄思豪和杨氏招呼了一声，便回到自己房内，他的外衣宽大，电脑包缠在腰间，竟是谁也不看出。进了自己房后，他将电脑包放到炕边的木箱内，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这才到大堂去吃饭。

草草吃过一些，黄来福便回自己房内了，杨氏在后面说了声：“这孩子，怎么晚上没胃口？”

黄来福关好门，点上油灯，靠在炕上翻阅着电脑。他虽有黄来福以前的记忆，但对五寨堡在后世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此时他打开全国的卫星地图资料，及五寨堡在明朝时的历史资料地图时。这才发现原来五寨堡就是后世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寨县，地理位置是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区，东接神池县，西连岢岚县，南临宁武县，西北与偏关县、河曲县接壤。总面积约在1391.3平方公里。

后世五寨县有人口10万左右，此时的五寨堡连正军加各军户家属，也不过几千人。此时的五寨堡和偏头关，河曲，神池，宁武诸堡还均末建县。

这就是自己的发展基地了，一个小县，地不过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自己该如何做呢？

黄来福查看着后世五寨县的情况，试图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一些灵感。他在一个五寨县地图旁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介绍资料：

五寨县全县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部由南向北是“丁”字平川，面积约164平方公里。

全县土地总面积208.7万亩，其中可耕地面积60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28.7％；宜林地面积74.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6％；宜牧地面积50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4％。县内石灰石、花岗岩、粘土分布广，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

主要河流有朱家川河、县川河、岚漪河、清涟河、鹿角河，是晋西北的富水县之一。

五寨县是一个农业和养殖大县，主要粮食作物有马铃薯、莜麦、玉米、糜谷、豆类等小杂粮；特别是马铃薯，每年全县的种植面积均稳定在20万亩以上，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看到马铃薯，黄来福遗憾地摇了摇头，依他知道的和查到的资料，马铃薯，这个小名叫土豆的东西，和番薯，小名叫红薯，地瓜的东西，约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后，才从吕宋传入广东福建二地，首次携来者，有陈复龙、林怀兰、陈经纶等人，要传到山西并广为推广，要到明亡后。

如果早几十年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传入山西、陕西，当地人有饭吃，或许就不会有闯贼李自成之类的暴民大作乱了。

土豆和红薯虽其貌不扬，这两样可是好东西啊。在明朝，当时的农作物就算风调雨顺的话，一年一亩粮食产量不过三四百斤，这还是良田了，遇到灾年，更是动不动就颗粒无收。

而土豆和红薯收成可是按吨算的，动不动就亩产几千斤。就是玉米，产量也比什么谷物，小麦之类的农作物高多了，而且三者还都不占良田，都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旱地中耕种。甚至可改良土地的土壤，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

虽说这些杂粮口味上是差一点，但在大灾时要饿死人的时候，谁还在意吃的东西口味是好还是差？总比什么树皮、草根、观音土的味道好多了。况且以营养来说，土豆和红薯都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不比谷类和小麦差。

遗憾归遗憾，叹息归叹息，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现在去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农作物，谁知道它们是在哪个地方？

人海茫茫，地域广袤，要找一些农作物是如大海捞针。找到了不知是哪年的事了，这年头，从山西走到广东，再走回来，再如大海捞针般寻找一些连当地人都不常见的农作物，需要多少年，是二年，三年，还是五年？

不过不管怎么说，黄来福都决定会尽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高产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找不到，最远就到吕宋等地去寻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决五寨堡军户们的吃饭问题。

对于北方的老百姓和九边重镇的将士们来说，这些年的天气有点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这老天爷好象从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万历17年，还好，只不过是气候有点反常罢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还是比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万历16年，可不得了，陕西，山西发生特大旱灾。年春，豆麦反青灌浆季节，久旱无雨，加之狂风史刮，青干无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无雨，所种秋苗，日晒风吹，俱各枯焦，秋粮绝收。

灾区遍及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凤翔、巩昌二府的部分州县。各地农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逃到各地乞讨度日。

而对这样的严重灾荒，万历帝不得不尽心赈灾，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这种忧虑的日子，万历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从万历初年开始，这老天就明显越来越有问题，不是南方水灾，就是北方旱灾。

各种频繁灾害的结果是，不但北方民众衣食堪忧，九边军民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而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常年频繁发生大旱，导致屯田收成锐减，甚至有些年景还颗粒无收。

屯田不能自给，就需要明政府发给军饷粮饷，加上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到万历初期时，军费已是高达８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年时，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

由于灾情年年加重，加上战争不断，到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九百六十多万两。

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到了极大的地步。到了万历末期，尤其是辽东危急之后，国家财政基本上已是无力回天，导致了对后金战事的失败。

对于上面这些大局势，五寨堡的军户们是不懂的，他们只知道，因为天灾原因，五寨堡所属的屯田已经好几年没什么收成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发下来的一点可怜的月粮度日罢了，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黄来福所见的五寨堡的军户生活只是当时九边军镇军户们生活的一个缩影罢了。

恶劣反复的气候让大明朝的北方军民们不知所措，这老天爷是怎么了？黄来福却知道，这样的悲惨的日子，将来还要过下去，并且是连绵几十年，越到后面就越严重。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两次，一次是在五胡乱华时期，一次就是在这明末时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

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整个气温的回暖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才恢复。